印记:军事天地~美文饕餮~科技前延

（天地苍茫，宇宙洪荒，有时面对东北（关东、满洲）大地的历史重负和周边势力的纠缠，真的多希望让东北重新来过，我们东北人好好建设美好的家园）




（东北的大儿子，如果从小你知道的是“孙中山是东北人的国父吗？”之类的真实历史教育，你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就完全不同）





（上图：民国时的铁血十八星旗见证东北人争得关内认同的艰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被许多省份悬挂。铁血十八星旗上共十八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个省，不包括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內外蒙古和新疆，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领土主权都可以放弃。星呈金黃色，表示与满族对立之汉族。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关于国旗的决议，铁血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东北三省议员对于自己热心来凑合却被排斥的遭遇十分失落，1912年5月，中华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提出“国旗统一案”，仍然以五色旗为中国国旗，但是否继续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则受到多数东三省籍议员反对，经反复争取，加上辽东一颗星，改为十九星旗，取代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




（这是权威网站新华网转载权威网站人民网的1946年《新华日报》社论，文中披露：“民国28年(1939年)11月18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这段话，载在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册第十六页”。东北人曾被蔑称亡国奴，其实中国人除大西北和大西南以外都做过亡国奴，面对9.18事变后中国中央政府的搪塞和推诿，东北人不得已，在张作霖时期就领先中国的东北经济基础上，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亚洲最大的工业基地，1945年苏联洗劫东北后，关内中国国共两党为争夺残存的亡国奴东北人的劳动成果，开始在《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间对骂。骂仗中不小心透露了民国中央政府正式谈话内容，也就是对日本维持七七事变前的态势，不再要求东北主权。


（这是大清帝国时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被见识出不了长城的关内中国诬称都是戈壁荒漠的贫瘠地的这里满眼都是森林、河流和高山草场。俄国先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策划该地区独立，随后于1944年将这里直接并入版图。这时候，关内中国正沉浸于辛亥国变后的30几年内讧，虽然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亦将唐努乌梁海地区裁决为中国领土。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清朝政府从东北出发打下浩瀚江山，可是中华民国及其以后政府写进教科书指责他们出卖国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却没有说清朝以后共丢失中国领土173万平方公里，历史是话语霸权者的婢女？）





（下图大家不熟悉，上图大家可是熟悉的吧！这很值得我们思索）





（不是东北有东北游魂甚幸，而是历史有真相是东北的万幸）



孙中山是东北人的国父吗？

——历史，不是玩笑胜似玩笑





这个标题似乎很吓人，需要申明的是：

第一、本博客从来不以哗众取宠来换取眼球，我相信来我这里的朋友的眼力和判断力，人不是可以蛊惑的，不要想象别人都是智障。

第二，历史贵在证据，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因为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是简单的，复杂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我从不认为我是唯一客观的，希望也不要有人自恋到否认自己有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跳出来为孙中山徒劳辩护，因为我们的利益和情感不同，我声明我代表的是东北立场，是在险些成为日本领土的东北大地上生活的各族东北人的立场。

第三，现在人们开始深入反思那场辛亥国变的不稳健不负责，探讨君主立宪之类改良和改革的可能，但即使是这样，也没人否认孙中山等一系列革命党人推翻封建制度的业绩，至少是形式上他做到了。但同时，不能不承认历史是立体的，不是单面的，我们有权利读到孙中山的另一面。

其实人所不知的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关于孙中山外事活动中出卖满洲和内外蒙古的记录就已经在国内外被不断披露，中国近代史的行家没多少不知情的，可是出于中国各党派对这个人物象征意义的需要，他成了被一直偶像化的人物，唯独他是海内外公推的神。谁都不是仙人，有七情六欲、俗念私心是正常，哪个个人、集体党派都不例外，但是，要是忽悠民众说孙中山是神，并且只有自己的观点才客观，那样的历史学家虽然是主流，却掩盖不了品格的下作。

没根据就没人信我，那就先将孙中山出卖东北给日本的有关事实如实抄一下：

扬天石教授在《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中提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的态度，并揭露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文中披露：“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即使俄国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之领土，亦不足深忧。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将奔逃满洲，以俄国为后援，以维护其国命。为此，新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结成同盟，攘击俄国，与俄国之冲突终不可免。由此可以认为，革命愈早发生愈为有利。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7年，（大清帝国）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他向伊藤建议说：‘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日本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



为什么日本能成为中国同盟会、留日学生和所谓民族斗士的乐土，以至于清朝奈何不得？以至于身为东北人的我也竟然曾感激于日本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后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因为日本希图和关内中国新兴势力进行交易，以便一旦事成可以割让满洲、蒙古给日本，历史真实带来的苦恼给了东北人吃了苍蝇的感觉……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文带领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日本政界元老授意，期望能使东三省划给日本。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桂太郎（1847－1913）三度出任日本首相——作者注），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里面说：“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这事情最后遭到激进的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反对没能办成，不知是东北人的不幸还是万幸？因为日本军人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爲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这任人宰割的时候，东北的本土人在干什么？

孙中山为同盟会订立“驱除大爷、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解释成“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谁的三民主义？显然是关内立场的，是针对满族、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惜抛弃出卖的三民主义。



再后来，像1945年后，国共为了抢夺东北亚洲最大工业基础不惜争相献媚于苏联一样，孙中山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孙文感受到“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上个世纪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 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被中外报刊四处刊载。1915年1月18日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几经讨价还价，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5月9日表示接受。这时孙中山急了，竟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这期间黄兴等很多当初的革命党和爱国人士联名发出通电，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的主张。可是孙中山仍然特立独行。 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中日盟约》。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文字反映了他的苦恼：“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不是历史咯吱人，是人咯吱了历史的腋窝，《二十一条》没有给日本的权益，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了，《中日盟约》已经把中国降为附属国。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一经披露，和后来国共两党维护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一样，都忙着粉饰孙中山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却忘了，俗话说，雪地埋死孩子——早晚要露馅，那些来往的档案、信件、名片等物证怎么可能永远封住。



除了这些史料，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共党员高崇民在他的《上半生简述》也写到：“ 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当时也反对。”（《高崇民诗文集》，第374页，沈阳出版社，1991）

孙中山出卖东北未遂是因为，不论他对么主动和优惠，日本政府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还是觉得袁世凯那里有更多实惠。孙中山那些冠以"革命"美名的党人只是帮助了日本人威胁袁世凯的民国中央政府，再就是，和1931年9.18事变后世界抛弃东北、1949年后东北在中国经济地位持续下滑一起，助长了后世的东北人对关内中国的失望。

除了这些证据，中国较早披露这些事实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可是，也许是受到来自两岸政府和海内外孙中山粉丝们的巨大压力，他在试图为孙中山辩解，请看中国最具权威的历史教育网——中国历史学科网上他的的一段痛苦的心灵挣扎（袁伟时文集：《袁伟时：李鸿章的是是非非（一）》。袁伟时先生可不是东北人，广东兴宁人，是汉族，不是满族或蒙古族，因此可以避嫌）。他说：“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好一个"权宜之计"！那么，如果割让后对关内中国的利益满足了，而后再收回东北了（后来的史实证明，从日本和俄国收回正式割让的诺大的东北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无比的政治智慧啦。没收回呢，也可以不是汉奸，因为是不是爱国要以符合关内中国利益为准，人嘴两扇皮嘛！可是，被割让地区的情感和利益谁来负责？不是说都是中国人吗？如果割让了关内中国也没得到满足利益，那也可以说成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根据这个逻辑，什么是卖国不取决于卖不卖的行为，取决于卖的效果。历史上李世民等知名政治家都说过类似孙中山这样的话，可怜汪精卫和张景惠，卖国的机遇和技巧都不好。

政治是肮脏的，比政治更肮脏的是国际政治，我们很难给政治行为以绝对客观的评价，更不能给予道德评价，更不能从自己一方利益出发的出于感激和崇拜的道德评价强加给别人，尤其是受害方。

同理，关内对孙中山的评价就不能强加给东北和内外蒙古，他不是这里的国父，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人之常情的。

同一篇文章中袁伟时教授还竭力为谭嗣同和张之洞、李鸿章关于出卖边疆人民情感和利益、尊严的证据辩解，这里姑且不论。

其实孙中山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1923年实行国共合作以及行联俄政策之后。可见，这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根源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残留至今的“华夷之辨”甚至“视夷狄如禽兽”的落后民族观、历史观，以及因为古代以来东北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和军事、政治区位而萌生的对东北的防范和遏制。这种关内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决定了其后的东北命运，包括后来中华民国在东北口称“攘外必先安内”，实质是利用东北实施对日绥靖政策，希冀用东北缓冲中日战争状态，同时遏制苏联等国际左倾势力南下，这是对东北问题冷漠搪塞的内心实际，后来中华民国与满洲国实现三通，在这种冷漠助长下，世界抛弃东北纷纷承认满洲国就不奇怪了。



请看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中明晃晃的证据：“民国28年(1939年)11月18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这段话，载在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册第十六页”

现如今，就像孙中山卖国行径被披露到海内外后，当年纷纷有人出于政治目的为他粉饰一样，还有人不愿意看到在东北沦为中国2类乃至3类地区背后的关内中国防范、遏制的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还有人要为国共和两岸人士粉饰，说称呼“八年抗战”已经60多年是一种偶然或者失误，可是，怎么自圆其说抗日战争不从1931年算起呢？

孙中山，以及后来蒋介石等关内政治势力对东北的言论和政策不能不带给海内外东北人深长的思索，为了我们的饭碗，为了我们的尊严，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是思考东北问题的重要线索。